还有一个例子，让人印象比较深刻。曾经，孤儿学校里接受过一名遭受性侵的女孩子。当时这名女孩子才6岁，被公安送到我们学校来。学校的校长给我描述过这个女孩子的情况，说她就像是惊弓之鸟，一直都特别得害怕，浑身都在抖，不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男性。
最初是连把碗递到她手里都很难做到的。老师们只能一点一点地把饭碗推到她身边去，让她慢慢觉得你不会伤害她。晚上还需要老师陪着她睡觉，慢慢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孩子才逐渐恢复。
新京报：结合实际经验来看，如何切实加强女童保护?
凌锋：以我们孤儿学校为例，我们学校会定期给女孩子讲生理课，有老师专门提供咨询。另外还有心理咨询的地方，除了我们学校自己的老师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心理咨询，还有高校里的老师，在我们学校设立心理咨询点。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做男孩子的工作，对男孩子也进行性教育。我们有很多的志愿医生，其中有我在医院的同事，也都是男孩子。他们跟着我一起到孤儿学校去的时候，我会请他们给男孩子讲讲生理卫生课，怎么面对青春期的一些心理生理的变化，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变化。
像我们这样的寄宿制学校，住宿环境也十分重要。我们学校的宿舍里，男孩子和女孩子宿舍要截然分开，小孩子和大孩子也要分开。14岁以上的男孩子单独住一个小院，每天由老师们进行检查，保证按照要求住宿。
谈职业
女性求职不应因性别受到歧视
新京报：如何看待女性职业歧视这个问题?
凌锋：仅从医生这个行业来看，确实是有性别歧视这种情况存在。有很多来我这里求职的女医生，她们之前都有过被拒绝的经历。我们科83个医生，其中70多个都是男医生。但这个比例在全国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全国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比例，仅为0.4%。
客观来说，神经外科这个专业有它自身的困难性。一个是生理压力，一个是心理压力。
生理压力就是说工作时间长。因为神经外科的手术难度大，时间长。我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时间长达36个小时。另一个是学习时间长，神经外科是所有学科中训练时间最长的。
心理上的就是指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很高，残疾率也很高。所以做手术的时候，一个生命在你面前，你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
但这并不能说女医生的工作就做不好。我身边也有很多女性同事非常优秀。从我个人的经历就能感觉到，女性在社会中存在多重性，正向的是在任何一个工种中，女性都能做得很好，不应该因为性别受到歧视。
新京报：争取权利平等，你做了哪些努力?
凌锋：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在社会上呼吁，拒绝歧视。另一个方面就是女性要自强、自尊、自爱、自律，获得社会的尊重。
从我刚当医生开始，就是当时骨科医生中唯一的女医生。做神经外科也是神经外科医生中唯一的女医生。后来我又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神经外科博士，也曾经担任过世界女神经外科协会的主席、会长。
自从我当了神经外科医生以后，就没有感受到对我的歧视，或者说是别人也不敢再歧视你了，因为你的成绩和你的努力是明摆着的。
谈履职
完善网络儿童色情制品治理
新京报：作为一线医生，疫情期间做了哪些工作?
凌锋：这次疫情使我对医生职业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疫情初期物资最匮乏、最艰苦的时候，我在微信上建立起“支援武汉”群，协调各方资源支援一线。疫情扩大后，我就“输入病例控制”“滞留武汉人员收治”“医院筛查流程”“急诊三级防护”“返京人员的集中隔离”“为医护人员请功和追认烈士”等问题提出建议。
另外，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为武汉十家医院捐款共计100万，用于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持续募集医用外科口罩25480枚，已捐赠22480枚用于埃塞俄比亚爱菲医院疫情防控，拟捐赠3000枚至几内亚、坦桑尼亚、利比里亚、乍得、肯尼亚、加纳和冈比亚的防疫一线。
还有就是组织线上问诊。1月24日，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联合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成立“中国志愿医生抗肺炎专家小组”，向民众提供免费电话咨询。1月26日，中国志愿医生联合39家互联网医院，开启免费线上视频问诊。
新京报：今年两会主要有哪些建议?
凌锋：最主要的是3个建议。
第一，建议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很多事情防不胜防，外面扎篱笆，不如把自己做得更强。
第二，建议完善网络儿童色情制品治理，我觉得，只有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有利于孩子们的心智发展，对他们形成有力的保护作用。
第三，建议提高法定性同意年龄。我从一名神经科医生的角度看，14岁的孩子心智发育还没有那么健全，在生理的愉悦之外，无法预知后续的风险。目前有170多个国家的性同意年龄高于14周岁。至于应该提到多少，我觉得法学家们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但是“性同意年龄”上调我很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