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一位中介的聊天截屏
罅隙之间的被私自收养儿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邓丽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在概念上，用“私自收养”比“民间送养”会更准确一些，也更加有助于将个案与制度关联起来。私自收养是指未办理收养登记、自行建立亲子关系/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的收养。
邓丽认为，私自收养脱离国家视野，缺乏规范监管和充分支持，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均不明晰，往往会导致所涉儿童权益不保。
王小艳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民间送养可能侵害儿童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受教育权等，比如因送养行为导致的性侵、虐待、遗弃等行为。
邓丽认为，近年曝出的一些集聚性的、极端的私自收养案例就很说明问题。
比如2013年，河南省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收留无家可归儿童的处所发生火灾，7名孩子死亡;2018年，河北武安市“大爱妈妈”李利娟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其照看的69名儿童全部转到当地福利院。
“被私自收养的儿童身处原生家庭、国家监护与收养机制的罅隙之间，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危险”，邓丽说。她呼吁，一方面要在个案中及时充分地去救助受害人、惩治侵害人，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深刻省思，更加有效率地疏导私自收养，增进国家和社会对收养事件的监督、干预和对收养家庭的支持、服务。
邓丽介绍，当前民法典(草案)中规定的收养制度明显要比现行的收养法更科学一些，某些形式要件更加宽松一些，促进和鼓励收养的立场更加鲜明一些，“肯定会有助于将一部分私自收养‘引流’到依法收养的轨道上来 。”
尽管法律在进步，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邓丽觉得一些问题尚未得到系统的解决。
“比如，生父母未婚先育却没有能力继续抚育的婴童，这个群体历来就在被收养人中占到一定比重。” 邓丽说，这种情形下，依照法律规定需要生父母协商一致才能送养，但现实生活中，有些男方早早地远远地就躲开了，女方要证明男方下落不明或者查找不到才能实施单方送养，会产生各种成本，很可能女方就会放弃法律送养的通道。
甚至，在保守文化的抑制下，女方本身也不愿走法律通道，而是倾向于私下把孩子送出去。但是这样，孩子的利益就无法获得切实的保障。
在邓丽看来，解决私自收养的问题不仅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完善，还需要实务层面的创新。
“未来，有没有可能把收养信息的匹配规范起来?”她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在邓丽的设想中，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平台，由机构负责汇总、匹配需求与资源，通过专业而系统的收养评估、收养回访确保被收养人的利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在监督与互动中通过反馈需求、协调资源，进一步加强对收养家庭的支持与服务。
“现在这种机构收养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普及”，邓丽说，目前，中国的收养中心主要负责涉外收养事务，在国内收养事务方面主要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未来，还需整合相关资源和经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合理路径。
而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包括宇文无艳在内的吧主们还要继续在网上“作战”。
宇文无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别的单亲妈妈吧里有很多“人贩子”，但“在我这里，见一个，就封一个”。
2、灰色地带：多环节漏洞下的“非法收养”
这种以收养的名义贩卖婴儿，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甚至有些人养一堆孕妇就是为了卖孩子。他们为了规避检查，编造各种谎言，在网络上以帮助收养的名义从事违法行为。
按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不能生育、不想生育、失去孩子的家庭，收养孩子是他们的一种生活选择。还有一些人，出于帮扶残疾儿童、孤儿、弃婴的爱心，也会选择收养孩子。
但由于收养条件严苛，很多收养家庭无法满足，就催生了很多“非法收养”的情况，甚至衍生出了相关的灰色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