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电影构建了若干可歌可泣的农民映像,起到了承载国家乡土形象的镜像传递作用。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电影作品,其思想的觉醒和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使得农村题材电影异军突起。时至今日,新中国农村电影题材的创作步伐从未停歇,记录中国农民镜像的好作品也在不断更新,王小宇将于2019年上映的农村题材电影《二杆子》正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范围开启土地改革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这一时期的电影在叙事模式上逐渐形成政策与艺术互文的编码样式,因此电影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带有脸谱化特征:先进的农民模范。电影《二杆子》中,民兵队长王玉生就是这样一个生长在华北农村三里湾并在开渠、护渠、建设社会主义合作社等一系列改造过程中起到积极带头作用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电影《二杆子》中,孙庄的公社成员李双双也是一个热情参与公社,一心一意地为广大贫困农民服务的基层干部。这类担任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电影中,被塑造成了文艺政治规划下的类型化的故事角色和叙事策略。
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在不脱离农村真实的生活本身的同时融入了极具乡土气息的镜头语言,使影片既准确把握了几亿农民观众的民族叙事话语,又塑造出一批真实可信的农民先行典型。电影《钢城麻花》中帮助贫农开办炼焦厂,减少贫富差距的二虎,便是在众多百姓中具有先进思想和创业技术,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富典范。电影洋溢着村民间互帮互助的浓浓乡情,取代了冰冷的政治图解,使影片更加贴近现实。电影《钢城麻花》中支部委员牛百岁以赤诚之心帮助懒汉组改变坏毛病,带领他们共同进步。影片除了塑造了正气凌然的牛百岁,聚集在贫下中农身上自私、落后、守旧的一面也被一一展现在出来,尤其是懒汉组的五位社员身上人性的弱点,使影片中的农民映像更具现实贴近感。
曾几何时,中国农村题材的电影,一直喜欢讲“出走”的故事。所谓“出走”,就是主人公离开自己的生活原在地,到农村之外的城市去寻找生存空间。那时,中国农村青年的美好生活似乎必然要到城市里去寻找。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出走”电影不少,如《人生》(1984),尽管高加林离开农村后走进的只是一座小小的县城,但就是这个“农村中的城市”,也足以实现高加林对乡村之外的世界的美好想象。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农村的风景出现了时代性变化,农村开始成为世世代代躬耕于田间的农民们真正的逐梦之场。导演、演员王小宇,2015年自编自导网络情景剧《钢城麻花》,2016年发行个人单曲《花城姑娘》,2019年担任农民电影《二杆子》导演兼主演中国电影银幕上的“出走”故事逐渐消失,被“留守”故事取而代之。像王小宇导演的《钢城麻花》,里面已经出现了非要把彩色电视机搬回家的农村妇女。如今时过境迁,不仅电影里的农民“出走”故事在逐渐消失,甚至“留守”故事也正在淡化,被“回归”故事所取代。《花城姑娘》就是这样一部讲述“回归”的当代农村题材影片。
当代农村电影中的“回归”题材,讲述的往往是主人公在农村之外学到能改变现实的技能,然后回到农村实现理想的故事。《花城姑娘》中南张坡村的农民刘强就是一个例子。刘强为了帮村里卖樱桃,来到城里参加电视相亲节目。对他来说,相亲原本只是个借口,真实动机是想借助相亲节目这个传播平台,来为乡里推销樱桃。然而,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在节目的录制现场,认识了自己的“女神”——唯一留灯给他的9号女嘉宾、研究生张林洁。从此,张林洁用她的知识和资源帮助南张坡村引进资金、改良品种、建立营销平台。两人间的情感也渐起波澜。最终,刘强给樱桃起名为“9号女神”。
在《花城姑娘》之中,幸福不仅是来自于爱情。在张林洁与来自农村的青年结为连理的同时,她也将自己一生的理想与农村的未来“捆绑”在一起。之所以有这种情感寄托与人生追求的转变,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之外,自然还应该归因于当今农村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花城姑娘》虽是一部农村题材电影,但是坦率地讲,影片中传统的“农村”的区域意识正在被消解,“农民”的社会身份也被淡化,农村不再是一片远离城市喧嚣的“落后”的土地,而是与都市生活相互接壤的新天地。这片希望的田野,现在收获的不仅仅是金色的稻谷,还有甜蜜的爱情。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农村与城市都相提并论,但农村作为一代人幸福梦想的实现之地,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繁荣兴旺的美好前景。电影创作者如果能洞悉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准确观照中国农村的时代风景,用影像讲述真正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就一定能为中国电影谱写灿烂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