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多样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的长期战略一直是上移“价值链”，从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并提高服务在总体消费中的份额。新冠大流行和更广泛的全球贸易政策辩论只是加速了已经发生的趋势而已。
新冠疫情暴发，全球产出和贸易量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全球政策制定者正着手应对疫情之后的余波。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活动方式、供应链分布逻辑、国际社会秩序都已发生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再次兴起。
全球经济拟按下重启键，但挑战重重。为此，《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Koopman，请他就全球贸易前景、如何打破贸易限制、调整供应链多样化，以及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图景中的角色，作出解读。
《国际金融报》：WTO在最新的贸易前景中预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大幅下降，会超过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下滑。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造成的影响与先前的危机有何不同？
RobertKoopman：这次危机与之前的危机有很大不同。此前的危机是由金融业遭受的冲击所致，金融业受挫降低了全球流动性，随后通过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造成影响。由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减少资金供应，企业难以获得融资，限制了其提供所需信贷的能力，一些企业的信誉因此受到影响。
此次危机中，由于人们在大流行期间无法工作或外出购买商品和服务。供需直接冲击生产和消费，这些直接影响要比金融危机时期的影响大得多，其机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现行的卫生政策还限制了政府采取政策扭转负面影响的能力。
金融危机期间，大家花了一些时间来了解产生这些信用信誉问题的根源和程度。在许多国家，政策反应也很缓慢且不确定。在此次危机中，造成冲击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新冠疫情和卫生政策)，各国政府正采取积极而迅速的行动，但是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在这一不确定性得以解决之前，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很有限。
《国际金融报》：一些政府对贸易施加了限制，特别是在重要的医疗用品或食品方面。如何确保重要医疗用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通，并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中断？
RobertKoopman：政府为应对短期紧迫需求会采取“紧急”限制政策，应确保这些政策仅在必要时段内实施，并且确保政府对其正在使用的政策保持透明，以便企业和其他政府理解政策，从而有助于限制“紧急”政策对贸易中断的影响。
同时，政府需要评估政策的长期效率和有效性，确保经济成本足以承受。政策制定应侧重降低贸易商品成本，审查关税与监管壁垒等与人口流动有关的政策应以安全有效地允许人员和货物在最小程度干扰下流动的方式制定。这些措施大多数都可能涉及某种贸易便利化措施，来平衡大流行中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要求。
《国际金融报》：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哪些破坏？重新调整供应链的风险有哪些？调整供应链多样化的同时又面临哪些挑战？
RobertKoopman：已经出现诸多供应链中断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健康隔离措施，关键部件、零件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停工。第二个主要的供应链冲击，是民用航空旅行的减少导致航空货运能力下降，限制或延缓已经生产的货物跨境，将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的能力下降。
一些企业越来越关注供应链风险多样化，确保不过分依赖特定零件、组件或最终产品的唯一来源，但企业的供应链始终会受到国内干扰，无论是飓风之类的自然灾难或诸如工业火灾之类的商业事故，抑或是与健康相关的大流行等问题。
因此，企业和政府需要对供应链风险与大规模、集中但廉价的供应来源的生产成本效率之间进行权衡。目前尚无法明确如何权衡取舍，但是专业化和相对优势的经济学原理仍有参考价值。
《国际金融报》：有分析认为，一些公司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举措会因新冠疫情加速推进。您认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会消失吗？中国应该如何为可能的供应链转移和危机做好准备？
RobertKoopman：随着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多样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自然反映，经济增长带动了工资的增长，纯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出现下降。中国的长期战略一直是上移“价值链”，从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并提高服务在总体消费中的份额。因此，无论大流行危机如何，我们都看到许多因素在推动中国乃至全球供应链的转变。从现在起至20年后，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与现在大不相同。新冠大流行和更广泛的全球贸易政策辩论只是加速了已经发生的趋势。
《国际金融报》：大流行结束后如何重振国际贸易？全球贸易的未来图景将会是怎样？
RobertKoopman：我们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看到全球化的重组，大流行的后果只会加速这一进程。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可能无法媲美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全球一体化高峰时期，当时多边、区域和单边自由化加速，中国、印度以及先前实行计划经济的中东欧经济体向世界敞开大门。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增长始终异常疲软，而这种疲软更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疲软，特别是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增长不力。如果大流行后复苏速度迅速，全球经济处于稳固的基础上，那么预计贸易增长幅度将处于2000年代初期的快速增长与最近几年异常缓慢的增长之间，贸易流量的全球性调整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现实。
